乌坎观察

探寻走出转型陷阱的动力

Posted by 周如南 on July 18, 2013

主讲人:周如南

时间:2013.07.18

地点:时代艺术中心咖啡馆

主持人:周如南老师现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人类学与行为健康研究中心、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及公益慈善研究中心研究员,马丁堂学社社长。曾多次参与国内外人类学学术交流活动。

周如南老师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完成本硕博学业之后,获得了由中山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培养的法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健康传播、公益传播及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其主持的研究项目包括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研究、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区艾滋病与社会文化研究等。由其撰写的《情境中性的社会网络与艾滋病风险:凉山地区通过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风险研究》获中国健康传播十佳论文奖。

「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周如南老师前往广佛五金城,对五金城商业社区的生态进行了调研。他说,「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对小悦悦倒地视而不见、见死不救者,他们的行为背后有怎样的思维逻辑和文化实践在支撑,以至于将这种行为视为自然反应和可以接受」。他指出,流动人口置身于「陌生人社会」,造成了家庭内部温情和外部社会冷漠的二元格局,这也解释了「小悦悦事件」中集体冷漠的怪象。「从乡村熟人社会来到城市陌生人社会,他们的交往维系仍然以在熟人社会中建构出的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五金城内的交往对象多为供货商、拿货商、管理方等,这些交往是工具性的、弱联系的,并不会产生熟人社会强联系所依附的道德、义务等文化意义」,人类学提供的是事件背后一种关怀的视野,许多社会事件从人类学角度来解读更有可能发现其背后深藏的文化意涵,我想,周如南老师即将为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学术与智识上的收获,更是思想视野与角度的开拓。

人类学有四个分支

周如南老师:那么,我们今天就从一个人类学家的角度来讲故事。大家可能觉得人类学家不过就是天天西装革履,讲讲术语,再就是和头盖骨打打交道。其实不是这样的。

人类学有四个分支。一是语言人类学,人类学家一般会精通各种语言,比如我去彝族地区,就要学会他们的当地俚语,以防他们在背后说我坏话的时候我听不懂(笑)。

第二是文化人类学,人都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的,我们都在践行着一些生活习惯、行为准则,也就是说,我们都生活在文化情境当中,我们所做出的行为在特定文化情境中都是有意义的。就像现在突然闯进来一个人是不能够明白为什么立大的学员和老师这么激情澎湃,而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在进行一场革命,进行一次对于大学的想象和实践。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就是考古学,还有体制人类学,大学时期我的老师经常会拎着一个骷髅进来给我们数头骨。

人类学研究,一手资料很重要

虽然我今天要讲的和人类学没有太大关系,但有一点很重要:作为人类学,我们不像政治学家、法律学者拿一些二手资料分析,我们一定要用田野调查的视野和思维进行操作。比如针对钓鱼岛问题,很多学者都是「坐在摇椅上的专家」,会利用各种二手资料说。而作为人类学家,一定要亲自去钓鱼岛看一看。在遇到乡村改革问题上,人类学家不会高谈阔论,而是会骑摩托车进村,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只相信自己大脑思考的东西。我们拒绝二手材料,只相信原始材料,在这基础之上才能说话。我们的毛主席本身还是个伟大杰出的人类学家,他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如果你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伸手去尝一尝」,「别人吃过的馍儿没有味道」;他也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然,我们也写,只不过写完了就被摆上了书架,而毛泽东同志更进一步领导运动,以至于建立今天这个神奇的国家。

破除一切的想象、幻觉,或者说「他们说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乌坎事件发生后,我们就一定要去看。乌坎事件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一般来说 11 月 21 日是一个高潮。2011 年 12 月,于建嵘作为一个农民运动、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专家,在中大的公民社会慈善研究院会议上说「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开会?我们应该到乌坎去,去乌坎农民最需要我们的地方」。他当时已经去了乌坎,但被警察阻挡而未能进入到村子里,被送回了北京。

当代中国转型的特点

我们接下来切入正题。为什么说是「探寻走出中国转型陷阱的动力」?这其实有一个学术支撑。我们都说今天的中国正处在转型期,我们会认为它是线性的,从现在「传统中国」、「人治的中国」、「专制的中国」,转型到「现代的中国」。「现代的中国」有几个维度,包括民主、法制、宪政等等。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逐渐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具体是谁,很多人不承认。比如在座的某一位住在小洋楼上,农民可能会说你是「既得利益群体」,当然你不会承认。

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其中的一部分又形成了「权贵阶层」(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七不讲」的范畴),手中握有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产生勾结。以前他们手中只有政治权力,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手中的政治权力进行一些资本的综合,在市场环境之下产生非正当竞争。

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在高呼改革。这里就出现了问题,既然是「既得利益群体」,为什么要改革?诚然,基于人性会产生内心阴暗的想法。他们为什么要进行改革,不是会冲淡自己的利益吗?其实他们改革的方向并不如人民所愿,高呼的改革并不是把我们的社会引向民主、法治,我们转型方向也变得模糊暧昧。改革不再是往前走,可能是往左走,往右走,可能往后走,也可能往下掉,这时候就会掉入转型陷阱中。我们现在虽然在高呼改革,期待在政治、经济方面转型,但未来会怎么样,并不明朗。这是我通过乌坎来观察当代中国转型的一些特点。

乌坎事件四种典型声音

当时,我和朱建刚老师、一位学者型官员、那位官员单位的司机和隔壁村的翻译,一行五人奔赴乌坎,心情很忐忑。一般人类学调查都是拿着单位介绍信,进了村就是互动阶段,先是和村干部照面,前一星期基本处于微醺状态。一周之后,开始和这个村庄建立相互信任的密切关系,村庄的秘密会慢慢浮现。这也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路径。但这个村庄非常特别,因为它处在一个非常时期,据说被军警包围、封锁,甚至从中央调了三十六路军准备图腾。所以这次行动我们冒了很大政治风险,要是做不成,就得跑路了(笑)。所以觉得有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危机感。

首先我和大家来分享进入乌坎之前和之后四种非常典型的声音。

群众

我们盼望政府能够处理乌坎的土地问题,我们相信政府能够做到。我们的诉求是合理地,最低额,民主的,我们没有反中央,没有反党。就一个宗旨,就是讨回耕地。(洪姓村民代表)

我们热爱我们自己的祖国,我们热爱党中央。我们希望中央能帮我们解决土地问题。(林姓村民)

我们不是要起义,我们拥有共产党,我们爱国家。(村内传单《致媒体朋友们》)

请求中央救救乌坎人民吧。(村内横幅)

我们的村民是一群很理智的抗争者,不去触碰政治高压线。这是个关于经济问题、土地问题的利益纠纷,而非政治上的反抗、民主的争取。村民们紧紧地守着这条线,这样的话语与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们。

他们传达了如下信息:他们相信青天还存在。

  • 首先,相信中央能解决问题,青天在中央。村里坏透了,到了市里可能有勾结,到了省里肯定有好的。

在一些乡村田野调查中,我们经常在百姓中听到这样的声音,中央是好人,制定了很多好的政策,都是当地的政府执行坏了。

  • 第二,远方中南海有清官,但身边是贪官,才有了这样的利益纠纷。

当然,我们的中南海里住的都是清官吗?这是一个问号。

  • 第三,希望中央下来调查,回复村民的诉求,抱有强烈的期待。

地方政府

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据说还是屹立不倒,不降反升,听说马上要升为广东省宣传部副部长。证明广东省对于乌坎事件过程中维稳功绩表示了很大的肯定。应当说地方政府的态度非常强硬:一定要算账。但是乌坎是个大村,有一万多人,找谁算账呢?当然是找挑头的人(这是我党处理群体事件的一贯风格)。

郑雁雄说:「吃得了咸鱼耐得住口渴,你敢挑这个头,敢为村民争点利益,那最后算帐你就去买单,这才是真正为村里面办事」。

激将法分化村民,再秋后算帐。「一小撮是别有用心的,大部分是好人。」如果你继续闹,就是一小撮反动分子,和境外反华势力勾结等等;如果不闹了,那就是顺民、良民。这样一来,很多人就会妥协、退却。

记得当时乌坎村书记不敢当面和一万多村民讲话,他坐在办公室里录了像,指责这一小撮,然后刻了一张光碟送出去(笑)。之后,村民、媒体(包括外媒 BBC/CNN/VOA 等)聚集在一起看这个光碟。书记在影像里劝告村民不要和境外的「烂媒体」、「烂网站」、「烂记者」勾结,而反被称为「三烂书记」。所以,地方政府就是这样强硬的态度。

省政府

「地方政府组织领导有力,应对措施稳妥。为我们下一步工作提供了方便,(对于村民)不再有打砸行为,就可以解脱了」,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陆丰市召开会议。

省政府采取了双边抚慰政策。先是肯定,他对于事情进行了另外一个定性,和之前的「境外勾结批评论」不同,这只是人民内部矛盾,诉求只是利益问题,范围只在乌坎村,矛头并没有指向我们党;我们大部分村民还是好的,还相信我们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秋后算账」不同,省政府对于民众显得特别宽容,也很有亲民的姿态。还说对于以前部分村民上访不理智、粗鲁的行为予以充分理解,只要再没有新的打架事件,就不再追究。给当地官员、村民都吃了定心丸。应当说非常聪明。

外媒

当时,最多的时候已经聚集了四五十家外媒,也分左、中、右。香港的《苹果日报》在党的眼里是比较反动的,发表了「广东乌坎村民主起义」,往政治层面上的宏大叙事上引导,称中国农民正在发起一个震惊世界的农村民主起义,堪比当年的广场起义,联系民族、人类历史,激发民族想象。

这就是四种非常典型的声音。接下来,我们细细地回顾事件。

事件回顾

12 月 20 日,我们住在镇上已经深夜。进乌坎村有一条大路,之前一条干线由村民自己用泥巴、水泥袋设置了路障,这导致了当地军警没办法进村;相应地,军警便在五米之外设了另一条防线:你不让我进去,你也别想出来。经过和当地村民联系,那时的情况基本是这样,省级政府主动释放善意,村民也积极地回应,把路障给撤掉了。地方政府的回应也比较正面。至此,两个路障都被撤掉了。我们也就在那天晚上进村了。之前在有路障的时候是很难进去的,只能由当地的村民带着,骑摩托车从小路过去。所以,我们算是第一批开着车进乌坎村的人。进去之后,发现很多学者已经驻扎在那里了(比如艾晓明老师)。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剑拔弩张、千钧一发的氛围,反而静悄悄的。我们开车在村里转了转,看看地形,进入村子几百米会有一个广场,正摆着一个灵堂。乌坎事件抗争中,他们的一个领袖理事会副会长薛锦波被抓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最后说是心源性心脏病猝死。事件之所以失控也是因为领袖人物的逝去,到后来朱明国进村和领袖谈判。这就是我们夜探乌坎,很有进入历史的感觉。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乌坎事件是怎么发生的,通过解剖个案来研究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在中国,各种死法多得突破你的想象,但解剖尸体和话语权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直以为大家抢尸体是为了获得解释死因的话语权,其实不止这样。我刚转了个微博,里面说到:尸体其实是一个兴奋源,当村民知道自己的战友牺牲了,拿回尸体本身就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最开始,一切都很温和,遵循现有的法律框架进行官民互动,也没有人上街闹事,只有很中国特色的「上访」。

乌坎背景

在这之前还是要交代点背景信息。乌坎是个神奇的村庄,海滨小城,被分成了七个自然村,分别叫做 1~6 村,还有在贫民区建立起来的新一村。按政治学术语来讲,这是个超稳定结构的基层地方政权。在乌坎事件之前,一个叫薛昌的人在这里做村支书,掌握了 41 年的权力,甚至超过了卡扎菲政权对叙利亚 40 年的控制。在中南沿海的潮汕地区,宗族非常重要,是非正式的地方性权力机构。所以,村民基本上都是恐惧统治之下的一些顺民。

村里成立了乌坎有限公司,村里的干部也是企业的老板,通过一些手段不断变卖村里的土地。不同于一般内地村庄,乌坎是个「三瓣」地区:三分之一靠农业,三分之一靠渔业,剩下的靠走私。所以,他们争夺的不是一般耕作的土地,而是作为土地资本,把一些工业用地转化为商业用地,组建楼盘,进行收益。

但大家都是顺民吗?不然。村民对土地并不是那么重视,当土地被悄悄变卖之后,他们才幡然醒悟,转而向村委会讨说法。我记得第二村的村小组有人喝醉后去闹事,后来有一天就被送到了医院,腿折了谁干的?不知道。村委向上对县市级政府有盘根错杂的利益输送链条,向下有一群黑社会打手。所以,软硬都有办法应对。

爱国者一号:年轻人在行动

但近 10 年来,当经济附加值在飙升时,利益冲突更明显,我们才有了叫「年轻人在行动」。刚开始也是很神秘的,在某个静谧的早晨,村民们在自己门栓上发现了一张传单:致乌坎全体村民的一封信。信大约两千字,历数了村委会的几大恶行:无民主选举、倒卖土地等,讲述了村子不易的过去,落款为「爱国者一号」,并留下了其 QQ 和 QQ 群号。当然,村委会之所以存在 41 年之久,他的危机公关能力也非常强,立刻派了很多人把传单收回来、买回来。但已经有很多人看了传单,受到了震动,加入了 QQ 群。QQ 群里很国际化,里面有共享《国际人权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文件,编写了《情系乌坎》、《陆丰黯然之梦》等歌曲。

乌坎热血青年团:利益诉求的组织化

很多年轻人都加到了群里,年轻人们决定做些事儿。QQ 群的正式讨论中,领头人约好日期 6.21 在省政府集合,一两百人回应,但是实际去的只有十几人。坐而论道易,起而行之难。其实很多人还是出来了,但很多现实的原因没有让他们坚持前往,比如不准假等等。另一方面,这是一场间谍战。QQ 群里有潜伏着的政府人员,但爱国者们也有反间谍战术,声东击西,在群里放假消息。不过,村委会还是通过卧底得知上访的消息,威胁领头人的父母,对领头人施压。但最终到省政府门口的人一个个被强行架入面包车,拉回村里。虽然没有人成功见到上级领导,这次行动还是很振奋人心,毕竟走出了第一步。

青年人们前前后后 12 次上访,上访了 17 个省市级政府机关,均未得到妥善回应,石沉大海。如果当时这些诉求被听到,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了。

上访在中国是个有趣的现象,信访局门口总是长长的队伍,还是前后各一条,前面排着的是来上访伸冤的,后面的队伍是地方政府上访,来督促媒体「不报道」的。上访逐渐磨灭了村民的耐心,参与上访的村民开始意见分化,就此放手?进京告状还是广泛发动群众?有些人以为机关不够高,要向中央进行上访,可是中央在哪里?这么多衙门到哪里去告?但是,这不光是年轻人的事情,村子里还有很多老人、妇女都没有被动员起来。所以还有一种就是群众路线:全村总动员。最终选择后者。那么,事实证明,这条路子还是走通了。

全村动员:老中青的结合

全村动员后,老中青三代共同努力。年轻人开始寻求村庄原始结构里的帮助,找各个姓氏的宗亲会的精英、长老。队伍变得越来越庞大。潮汕地区的人们有很多信仰,崇拜天后、妈祖、还有仙翁。最早,八月中旬在仙翁诞辰的一个月里,组织者们搭台唱大戏,然后领头人上台进行演说,但这种「广场政治」在村委会的干预下流产了。中国没有像古罗马那种「广场辩论」的政治氛围,之后,行动只得转为地下运动,采取「传销」形式,发展下线,进行活动准备,约定 9.21 进行集体上访。在八月中旬到 9·21 这一个月时间里,组织集结了很大一批人,随着之后加入的大约 3000 人左右,也有说 5000 人。

大家准备长条白布签名,奔赴陆丰市政府。这是很重要的,潮汕地区的人们很重视契约精神。大家的心理发生改变,更加严肃地面对此事。市政府积极回应这是经济问题,会派小组进行调查,一个月内会给答复。大家也就心满意足地回去了。但两个月过去了,毫无动静。

同时,这些港商在土地交易中官商勾结,无恶不作,虽然在另一面扮演着慈善家的角色,捐钱办学。但它们的本质还是坏人。这时候,村委会的干部们都消失了,有人说他们潜逃了。总之,村庄一片混乱。

村民组织了 9·23 临时理事会,层层代议制民主,被选取的人对下负责制,对你的选民负责。而中国大部分是对上对领导负责制。但这和传统民主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是由地方的文化网络所支撑的:每个姓氏选派三到五名代表,再从这 117 人中选出 80 人,继而从 80 人中选出 12 人,组成这个临时理事会。

此处插入钱云会案作比较。当他声称今天要把地方政府打倒的时候,发生了一起离奇的车祸。钱云会虽然本身是一个很强的运动领袖,但是他没有底下结构的支撑。在群体行动的领头人被消灭之后,底下的人作鸟兽散。但在乌坎事件中,副理事长薛锦波遇害后,整个理事会并没有解散,反而激起了民众更大的愤怒,更大的团结。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同的效果?关键在于层层代议制中,薛锦波虽然很重要,但并不是唯一不可代替的。薛锦波死了,还会有王锦波,李锦波,生产出一个个新的意见领袖。由于这是嵌入地方的,以宗族为代表的结构当中,整个村庄的生活并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从上访到对抗

11.21 又组织了一次上访,回来途中确实发生了打砸事件。一些愤怒的青年在一声「砸了它」之后,疯狂地宣泄。随后,很多军警开始入村抓人,阻止暴行继续。

十几天之后,12 月 9 日,并没有像上次那样贸然派军警来,而是悄悄地让你消失。村民代表薛锦波,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爱国者二号张建波、三号洪锐潮,在乌坎人民餐馆吃饭的时候被警方便衣带走。后来我和他们聊的时候,他们说哥几个在一起吃饭,刚刚落座,上了茶水,还没有上菜的时候,被几个黑衣人包围。那几个黑衣人和他们说「跟我们走一趟」,然后挟持他们走出餐馆,塞入一辆白色面包车不知驶向何方。他们当时极其紧张,害怕这些人是黑社会,不讲道德直接把他们「做了」。尤其是在海边,甚至可能被砍几刀,装入麻袋中扔进海里喂鱼。黑衣人说「你不要紧张,我们是警察」。他们心里安定了许多。当然还有四号和五号,在深圳和佛山被便衣带走。大家被关在不同的地方,如果学过博弈论就会知道这么做的目的。他们分别被拷问,乌坎热血青年团是谁组织的,带头大哥是谁?爱国者一号是谁?

第二天,村民决定封路,以防警察入村再抓人,双方进行对峙阶段。汕尾市市委书记仍然自信满满,认为事情还在控制当中。然而,12·11 薛锦波死了。他的死至今仍然是个谜,如果大家有兴趣有时间可以去乌坎探索一下这个谜团。薛锦波死在陆丰市的看守所里。我们很难揣测他在死前究竟遭受了什么,只能通过对其他人如张建波、洪锐潮的访谈来推测。他们说,被抓之后被送到了另外的看守所里。他们确实也没有遭受到虐待或是毒打。但遭到了精神虐待,处在崩溃的边缘。一盏白炽灯二十四小时照着他们,使他们不能睡觉。然后被问诸如爱国者一号是谁二号是谁,你是不是爱国者三号,有没有和境外敌对势力勾结之类的问题。在你打瞌睡的时候,就用力把你摇醒,并逼迫回答问题。

以此类推,薛锦波应该也没有受到肉体上的伤害。据他家人说,薛锦波平时并没有什么心脏病。有可能是二十四小时又二十四小时的精神紧张让他的心脏不堪重负。薛锦波女儿看到他父亲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则很难断定是尸斑还是淤血。总之,薛锦波死了,而且是死在看守所里。这就说不清楚了。后来汕尾市市委书记说,我知道这件事情闹大了,搞不定了。果然,村民群情激奋。当地政府迅速给出一份尸检报告,声称薛锦波是心源性猝死。但是村民们并不买账,反而更加愤怒,扬言要报仇雪恨。

死者为大,当地有习俗七天之内必须要入土,所以村民们在 12·17 要求五天内归还尸体。12.23 刚好是冬至,俗话说冬至大过年。本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但是大家都准备在这个节日和对方拼个鱼死网破。

大家应该知道,陆丰地区的民风非常彪悍。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有一个农民领袖彭湃就是陆丰人。第一次乌坎起誓在 9·21,那天正好也是,彭湃是否专门选这一天,其实也没仔细想过。所以,我们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数。还有一句话,「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 ,就是形容当地民风十分彪悍。所以当时地方政府确实相当紧张,派出大量军警。大路两边驻满了特警的防暴车,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

这时候我们再回到原来讲到的朱明国。他没敢进村,而是在路上发表了一番讲话,政府组织有力,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总之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好评。接下来就进入了乌坎事件的大转折时期,从对抗到夹道欢迎。

从对抗到夹道欢迎

12·21 这天,精神领袖林祖銮出山。这是一个类似于印度甘地、南非曼德拉式的人物,大家都很信服他。出于安全考虑,朱明国在陆丰市信访办的一个办公室里与老林进行一个多小时秘密会谈。当时还有一位秘书在场,记录会议内容。老林微笑着出来,受到了英雄般的对待。老林召开了一个临时的新闻发布会,尽管这是一个村子,但他仍能把自己的声音通过在场的各国记者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应该说是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社会变革。老林坚定地捍卫村民利益,但他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策略是有共产党色彩的,一听就知道他受过良好的训练。

老林在新闻发布会中称,他基本满意与朱明国书记的谈话。在谈话中,朱书记承认了理事会的合法性,把此次事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并会安排工作组介入。在下午的时候,老林召开了一个村民大会,把谈话内容和全村人民分享。在这里他表示的态度为谨慎乐观。大家掌声雷动。当时天气也不错,艳阳高照,还放了音乐。整个事件的基调从悲情变成了激情。

12·23,书记进村。村民早早站在村口,挥舞着国旗。这些国旗是老林从北京定制的,他相信这些国旗会在胜利的那天用上。那天放起了《春天的故事》和《好日子》之类的歌曲,夹道欢迎「朱青天」。之前,大部分政府都是刚性维稳的思维。这与官员考核制度有关,我们叫「有维稳一票否决制」。如果出现大规模群体事件,仕途升迁的可能性几乎不大。张德江在广东做省委书记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土地纠纷群体事件。离我们最近的是广东番禺太石村的罢免事件,省级政府派出大量武装力量把事情镇压下去。就像是当年那起事件,事情发生之后很多人拿水管把痕迹都冲洗干净,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当我们试图悼念,回头却呈现出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而这届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有把社会问题去政治化的倾向。

民意很多时候是民粹主义。二零一二年三四月的时候,乌坎发生了普选。如果你以为村民从此就可以和他们用神圣的一票选出来的村委会过上幸福的生活,那你就太天真了。那个时候村民选出来的村委班子已经四分五裂。有的背叛,有的出走,有的另立山头。林老甚至和境外媒体坦言,他真的很后悔卷入这起事件。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和地方政府打交道。而地方政府却可以使用各种合法的理由进行拖延。这种毫无希望的无限期拖延是极其蚕食民众耐心的。村民们甚至开始怀念起薛昌的时代。虽然那个时候没给村民们发钱,但至少村子还挺好的。这个被选出来的村委会开始丧失民意。就此话题,大家可以参考《乌合之众》、《多数人的暴政》两本书。

探寻走出转型陷阱的动力

乌坎之所以发生这种大规模的群体性抗争事件,是因为它掉入了一个转型的陷阱当中。地方的利益集团在中央以人为本的政策和处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之间的阻隔,引发社会不稳定,值得深思。所以很多分析者会提出理性地调节利益纠纷,建立群体性事件的制度化。

如何落实基层民主制度?中国在八十年代末已经出现了村民自治的条例。

民主自治

  • 第一,问题在于在中国大多数农村,当地的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制度形同虚设。我进行过许多访谈。我们知道村委会所管辖的七个村小组组长通常会伪造选票。

  • 第二,我们不需要太悲观,对基层民主自治实现的信心在于,在乌坎事件中看到村民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能力提高,希望尤其在青年。这里的青年不仅仅指我们这批未来的精英大学生,还包括农村的一些精英青年。有时候他们的维权意识甚至比我们还要强。

  • 第三,乌坎事件中,我们看到基层民主的选举并不基于原来的村组,而是基于宗姓。这里我们就回到一个问题,是否有普世价值的存在?我们在讲中国要实行法制、民主、宪政。但是,如果追溯这些概念的学术根源,他们都来自于西方,都是在西方人的传统文化上讨论出来的。如果这些价值观是普世的,那么,我们得讨论在中国地方性的落实中,它们又有什么特点?中国绝对不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全国各地的文化都是不同的,而在民主实践的时候应该把地方性考虑进来。

经济学问题

第二个是经济学问题。乌坎事件本质上是围绕土地利益所发起的农民维权运动。在当下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地区,这类由土地纠纷引发的群体事件相当普遍。大约有 65% 到 70% 都是关于土地利益纠纷。

问题来了,为什么乌坎村委会可以卖集体土地?镇级政府、村委会都是有权力分配土地的。问题在于并没有一个细致的规定来告诉他们谁能拿多少土地。所以乌坎的村委会利用了这个空隙,进行了暗箱操作。中国关于土地的利益分配一直都有各式各样的地方实践。

中国在改革,大家是否在期待政策的顶层设计?但是十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国家已经等不起又一个十年了,所以我们需要站出来。有一个激进的经济学家叫许小年,他曾在一个会议上说过「从来没有什么顶层设计,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中南海那帮人的智商比我们高,而且有能力设计出一套完备合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顶层设计,来解决中国改革以来的所有问题呢?」中国的所有改革都是从底层发起的。自上而下的只有政治吸纳。当事情严重到把当权者逼到角落里,改革或是革命的时候,他们会选择改革,但事实上改革权已经不在他们手里了。改革权还在他们手里的时候他们从不会想到去改革。

所以我们说,第一,他们缺乏改革的智慧;第二,他们缺乏改革的动力。我们在如今这样一个政治改革的时期,我们不如像乌坎村村民一样,从改变身边的事物开始。唯一可以类比的事件是三十年前的经济事件。当时的事实并不是邓小平描绘出一篇波澜壮阔的场面,规划出宏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蓝图。经济改革也是由底层开始的。当时安徽小岗村冒着生命危险把土地分了,由此诞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在安徽,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九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实践者之一。当时他雇佣了三十多人,卖的炒货驰名乡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如果一个人雇佣 7 个人以上,他就成了一个剥削人民的资本家。年广久当时被扣上这样的帽子被警方抓了起来。而他的案子层层上报到了中央。这个过程中他前前后后被抓了又放,放了又抓四次。党中央在看到他的案子之后觉得这样的模式很好,于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才告一段落。

值得注意的是,从当前经济结构来看,土地收益并未成为乌坎村民收入来源的重要构成,打工经济、商业经济才是。

社会组织介入基层

第三,我们应该让社会组织介入基层。在本次事件中,北京新启蒙的熊伟在当地策划乌坎村的全民选举,而且他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公益图书馆,进行村民的启蒙。使一个经济矛盾可以通过社会化的方法来处理,壮大公共空间。大家可以就一些公共事件进行讨论。

建立媒体参与治理的开放制度

第四,建立媒体参与治理的开放制度。乌坎从日趋恶化转向解决的关键除了省政府的介入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维权的农民对传统和现代资源的策略性运用统一。村子中的年轻人在媒体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这个海滨小村,为后期与政府谈判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在乌坎村,来自全世界的 20 多家媒体把稿子发回各自的地区刊登,国际舆论对国内政治环境施加压力。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们已然成为乌坎事件重要的组成部分。

提问

问:您对前段时间的六二六事件以及边疆独立的看法是怎样的?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是一名人类学家,在以前,人类学家叫民族学家,这个问题在我的专业范畴之内。新疆和西藏人民对中国的认识和想象,和我们汉人是极为不一样的。你们在中学学到的历史,只有一个主题,也就是历史的宏大。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等等,以及在近代史的开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这是历史的一条线,共产党的历史观。但是我们刚刚讲到中国非常之大,有些人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

举个例子,我曾在四川的凉山彝族地区做过调查,他们只相信自己祖先的英雄史诗。这样的历史感是嵌入在他们民族的迁徙和发展当中的。中国本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但是在建国以后社会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单一,民族差异被渐渐抹平,或者说变得没那么重要。但是由于近几年来意识形态管制放松,很多地方的民族意识开始复苏崛起。大家知道民族的英文是 nation, 它也有国家的意思。民族天然的就有建国的冲动。所以,它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族群的认同,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政治主体是一种天然的诉求。但民族政策正在被我党渐渐抹平,比如设立民族自治区,创立民族院校。

再有,新疆问题并不是中国某个省份的问题,这更是一个宗教和文化问题。新疆人民信奉的是原教旨主义教派的伊斯兰教,他们一直有建立以此为国教的「泛突厥主义共和国」。从政府的角度,一直说疆独势力与境外反华势力有所勾结,但我们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其实是文化上同根同源同宗的情感连结,并且表达自身利益的诉求。我并不是说这样的诉求是值得肯定的,我只是以一个人类学家的视角在做一个客观的判断。在乌坎事件中至少有四种声音。同样,在新疆独立的问题上也有多种声音,我们不应该被某一种声音所洗脑,而应该尽量跳出自己原有的知识框架和逻辑定式,从外围重新进行反思,同时,对这起事件表象背后的逻辑进行判断。这样才能发展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我有个导师,在四一五之前就预感到会有大事发生。他在乌鲁木齐打车的时候,作为一个汉人是会被维族司机拒载的。在汉维的矛盾到不可调和的时候,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再说说我们中国的政治环境,在一党制的集权制度下,民族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大一统」的政策之下,当权者通常会否定多元化。这时候我们应该回到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设想: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问: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土地问题已经日趋严重。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这样的政策已经问题百出。如今主要有两种解决方案:土地私有化或是用财政收购农村土地。请问老师更倾向于哪一种?或是有什么新的想法?

答: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问题,已经超出我的专业范围。通过我的观察,大部分经济学家比较倾向于土地私有化。也就是把土地放入市场中,让市场来分配土地资源。

但问题在于,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让土地确权与流转发生。一直以来只有地方实践,并没有中央的设计。我们现在有很多模式,尽管它们都没有土地确权,其中一个叫股份制。这最早是 1989 年或 1990 年在广东省的佛山南海被采用。村民入股投资土地,拥有集体产权。所有的土地归到村集体来使用。我们现在受体制限制,没办法打破。但我之前已经回答你了,我的选择是土地私有化,尽管这在现在有被怀疑推崇资本主义的危险。许多经济学家如许小年,都在提倡土地私有化,把土地作为一种自有资本在市场机制中被配置。还有很多模式,比如苏南模式,成都模式。但他们都没有摇动整个问题的根本,也就是土地确权。所以,我的观点很明确,就是前者,土地私有化。

问:在这起事件的尾端,朱书记介入了参与调和。大家都认为农民们胜利了。老师您认为他们真的胜利了吗?

答:朱明国的介入只是一个胜利的幻象。在村子普选中有许多博弈,到了现在,这个民选的村委会班子已经四分五裂。而且原来的土地只能找回一部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薛昌为首的村委会是通过合法的途径,他和地方政府以及土地管理部门勾结,形成一种利益输送的关系。一份份盖了章的合同确实有其法律效力在。民选出来的村委会的挑战是,如果想要回那几千亩土地,一定要把那些合同都找出来,但是许多合同都不在了。有点像国民党逃往台湾时烧了许多文件。所以他们只能通过打官司的方式一块块地把土地夺回来。而这样漫长的过程是极其消磨村民耐心的。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暂时还没有很好的办法。毕竟,这些公司是通过合法的方式拿到土地,不能简单地从他们手里夺回来。这也是中国土地问题棘手的地方之一。除非省级政府再次降临,但是干涉地方行政又会惹来许多非议。

怎样结合人类学与传媒学

问:我想知道,您是怎么把人类学和传媒学结合起来的?

答:这个问题十分尖锐。我的知识结构只有人类学,我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接受了九年的教育,但现在正在试图转型,转向做传媒方面的工作。中大的人类学常年位于专业排名第一。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很多大学没有人类学系。就算有,也没有中大这么齐全。在中大有本硕博这样的培养体系。厦门大学有人类学系,但是以研究所的形式存在,只提供研究生层面的教育。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也只有研究所及其以上的教育。而在中山大学不仅包括本硕博三个阶段,还包括了语言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体制人类学。这个分类来自于以博厄斯为代表的美国古典主义时期的人类学。这是中大很强的一套传统,强调对于人的文化属性、社会属性以及生物属性的理解。

当我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他的皮肤相貌,还可以看到在这个空间中的位置,以及种种行为的意义。而新闻学,本质上并不是以理论深度见长的一门学科。它更多的是一门面向公众传播的实用性学科。而人类学可以给它一定的滋养。我们学院的治院理念是「于学术界有学术之根,于业界有影响之力」。我大概就属于底下的那部分,人类学和法学提供很多现象背后学理型的分析。

问:您能不能分享一下小悦悦事件中您的经历和思路?怎么把人类学和传媒相结合?

答:这是个机缘巧合吧,恰逢博士论文写到瓶颈处,各种好机会,我就去了。我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小悦悦事件背后——佛山五金城的人类学观察》。有时候我们会拘泥于事件本身:过去了 18 个人还是 17 个人?但是人类学里有文化整体观,透过事件看本质,在时空的多维度交汇点上思考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了。既然有这么多规则的制定,我们为什么以破坏规则为乐呢?价值判断是如何发生扭曲的?又怎样去还原一种真正的常识,破除其中的偏见?

包括刚才的乌坎观察,不完全是人类学观察,而是进行一种素描。人类学强调的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要在村庄里待一年,就像我在四川的一个艾滋病村里待了一年时间来写村庄的故事。这时候,我才能说我了解这个村庄,能够代表这个村庄,甚至还不是一个县城。

关于小悦悦事件,我其实只调研了几天,产生了介于新闻稿和调研报告之间的文体。听到小悦悦事件,很多人会在第一时间产生情绪,做出「中国不行了」的价值判断;或者将矛头直接指向一个具体的对象,比如那 18 个路人中绿衣服的那个;也有人说是受了彭宇案的影响,没人敢做好事;有人也比较乐观,说需要加强法制建设;更有甚者进行漫无边界的关于阴谋论的讨论……等等。但在研究者的眼里,这都不是分析,不是材料,只是观点。

在网络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在人类学观点的指引下,我们就要还原事情的本质。第二天,警察们在用刑侦手段还原事件现场。小悦悦事件发生时,五金城下着大雨,再加上当时有顶棚,光线比较昏暗。人类学的还原更多更广,我们从中去还原和追寻五金城人的日常生活。而传媒提供了一个共享、讨论的平台。像之前就激起了「好人卡」的讨论,从之前被告人的「自证清白」到现在的「有罪取证」。

我们可以观察到事件之后的一些道德暴力的体现,比如人肉搜索、诅咒,导致那些路人惶惶不可终日。在调查中,这个传统的城乡结合部显示了明显的差序格局。戳一下平静的水面会有一圈圈的涟漪泛开,中心的波段比较密集,随着往外走,波纹变得越来越平淡。人际关系网络也是这样呈现圈层结构,离中心越远的交集越少。相对应的概念叫做团体格局,人都是悬挂在自我编织的网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但通过一些社会组织,可以把大家捆在一起,利于各种社会结社。这是中西方的差异之一。社会的公共领域缺失,并非物理上的空间,而是公共关系、对于公共事务的探讨,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大家只是想回到自己的家庭中,而不是去关心五金城里发生了什么。一个小悦悦倒下去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他们是陌生的,相互没有责任依赖。他们只是出于对自身以及家庭的关怀,而不关心五金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比如说,我们要做一道回锅肉。本科生的答案是切肉、炒菜、明火。硕士的答案是从选猪肉开始。博士就要从养猪开始了。这就是人类学时空的感觉,对于属性的探究。

田野调查要主位与客位结合

问:您是以什么身份进入乌坎村的?你是否会把你的看法告诉村民来影响他们的决策?人类学家是如何既保持自己的客观,但又对事件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答: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乌坎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村庄,它相当开放。不像其他那些相对比较封闭村庄,认为外地人都是坏人。尤其在这特殊时期,乌坎村民对媒体的到来极为热情。刚开始村民以为我们是记者,对我们相当的热情。但当他们知道我们是学者之后,也表示很理解。媒体当然是「无冕之王」,但学者也有其自身的话语权,利用自己的专业来分析。我们可以写些内参,而确实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乌坎村民对我们比较信任。

准确地说,我们是以第三方观察团这一中立的存在进入村子的:我们并不是代表政府来和村民谈话,或是为村民捍卫他们的利益。我们客观的学者们,是对峙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所以,在任何官民冲突中,都需要大量的第三方介入,不断地去缓和矛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培养大量的社区组织,他们可以代表一定的利益群体来发出声音,但是又不会把社会矛盾冲突导向国家和公民个体之间的抗争。

我们以学者的身份介入也是有先例的。钱云会案中,当时也有许多学者观察团前往乐清。主要有四股力量,第一个是「王小山低端网友打酱油团」;第二支队伍由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郭巍青教授带领,他被称为「广东公知第一人」。在乌坎事件中我们组建了一个类似的观察团。

在未来的群体事件中,这样的观察团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组织来关注,很多公民观察团、社会观察团来介入,扮演一个劝架而不是煽风点火的角色。当然,这并非出于研究的目的,而是积极参与这起事件。被称作行动研究,在参与社会事务中不断地反思甚至修正我们所学的空洞的理论结构。

在人类学中,客观从来没有存在过。进入一个村庄后有两种选择,主位或是客位思考。第一种是进行自我洗脑成为一位天真的人类学家。要假设你所看到的一切全是新奇的,尽可能地去观察,建立起当地人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作为现代人看到当地村民花一个月的时间准备隆重的唱大戏的庆典,会指责为迷信,为什么不去搞生产?这其实是对传统文化延续的一种伤害,所以主位思考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只是使用主位思考,不会像村子里的老人一样对村子的典故那么了如指掌,我们作为学者,知道了很多村庄的故事之后,就要转换为客位思考,把自己从村庄里拉出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看待社会科学。开启上帝视角,像观察培养皿一样,并且用书本里的一些理论,进行客观分析和阐释。经验性的事实大概会分成几个层次。

  1. 社会事实,正在发生的事实,只能无限接近,而不可知;
  2. 社会观察,对现象进行描述,并有本土视角的解释;
  3. 再阐释,解释是有很多不同的面相的,要进行不同的分析。

为什么社会事实是不可知的?很多时候它带有表演性成分,我所观察到的并不是全部,会经由自身知识框架过滤。总之,田野调查要主位、客位结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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