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实战研讨会

Posted by 安猪/学员 on July 16, 2013

成员:安猪老师、立大广州组8位学员

时间:2013/07/17早

地点:安猪老师办公室

余意:我是余意,我们在立大自己组建了一个 NGO 调研小组,主要关注广州的 NGO 生态。现在很多人提出社会企业,广州 NGO 的发展方向是不是社会企业呢?NGO 内部的团队建设是如何组成的?尤其像教育特别影响孩子的身心发育,不能随意,必须经过专业的培训,然后才能面对它的受众。所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 NGO 内部的团队建设。因为志愿者活动中有些人是短期参与,他的团队可能会很松散,我想了解 NGO 组织方面的情况。

安猪:所以,你不是广州的,你是利用这次立大的这次实践去做调研?

余意:恩对,是的。

王铮:我叫王铮,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 我之前在大一的时候在上海的「牵手上海」做过志愿者,后来接触了一个中美合作的公益项目 TECC.

安猪:哦,我知道,在北京。

王铮:在上海也有分会,在上海北京香港有三个分会。

安猪:它是做什么的?

王铮:它做科技教育。主要有两项目,一个是民族文化保护,一个是给老师做教育培训。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和我的队友一起去的四川做了民族文化保护的项目,后来在学校成立了一个社团。我就想,有很多大学生参与的公益活动都是支教这么一个形式,我想问问有没有更多的形式,或者如何使支教形式多样?

安猪:这个你调查过吗?接触过吗?

王铮:对,我想去多了解一下。

安猪:这个其实蛮容易就能查出来的。

王铮:恩对。

安猪:有很多环保(的活动),对吧?你问问刚才这位就知道,他都调研了(余意笑),问他了解广州 NGO 在做什么。这问题很容易解决(笑)。

郭芸:我叫郭芸,现在在广外读书,现在在参与文化保育这方面的工作,叫汕头山水社。因为我们这个组织比较年轻,成员大部分也都是大一的学生,在管理方面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安猪:会存在比较强势权威的领导是吧?

郭芸:是的,我们的成员学的东西都不一样。在老建筑方面,关于怎么向文化保护单位申请,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保留下来,就不太有相同意见。

秀娟:我叫廖秀娟,在武汉大学念书,我在大一的时候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活动,大一暑假有去立人图书馆夏令营,其实支教的时候,想到辅导员之前讲过一句话就是大学生支教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也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安猪:(笑)

秀娟:按照目前的形势来说是这样,因为我们去支教的时候选的学校可能并不需要这种短期的志愿者去教他们东西,而且我们对他们也教不出什么。反正现在我们学校是没有在用的,可以推荐他们用一下。

安猪:其实这个问题你可以反问一下,如果真的没有用的话,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学生去农村而没有被拒绝呢?

余意:学校与学校之间有对口。

秀娟:对,其实去的时候农村学校有领导和教育局在接待你。你本来想去支教,去非常艰苦的条件真正教给学生知识。

王铮:对

秀娟:但是你去到那里之后……

安猪:不是这样的吗?

秀娟:你去到那里之后受到了非常好的待遇。

安猪:这都是直接对口的吗?

秀娟、余意、任成:一般都是对口的。

秀娟:而且是把它当成是一种宣传的手段,而不是真正的考虑学生需要什么东西。而且我们去支教的过程中,你带给农村学生的影响,可能负面的要大于正面的。因为他(农村学生)可能没有接触到外面世界的知识。

安猪:这个不要听任何一方说好或不好,你要自己去做研究,真的。自己去研究,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

邱意醇:其实我的困惑和他们也有类似,我之前也有了解到美丽中国,还有安心的义工之旅。有一个参加美丽中国的学姐在云南支教半年,她真正接触到了底层社会的很多人,发现即使帮助(底层家庭的)小孩上了中学以后,他们也可能会选择不读大学,直接进城打工。好像是说,这些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可能是有家庭的因素,经济的因素。然后她(学姐)又回来可能后来又去想做社会企业方面(的事),让这里更可持续发展,会不会涉及到一个商业化的问题?

安猪:可以更详细讲一下,因为还是比较抽象嘛。

任成:我叫任成,在山西大学,是浙江杭州人。是大爱清尘浙江分会的。

安猪:啊,有印象。

任成:但是山西现在都没有分会,虽然陕西粉尘问题还蛮严重的。

安猪:我一直以为山西是大爱清尘很重要的一个发源地。

任成:没有,目前还没有分会。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去做粉尘问题的揭露,当地的政府会认为你们是在揭他们的短。他们不会认为你们是在帮助当地人。所以政府对这种公益组织是比较排斥的。第二个问题是大爱清尘的发起人王克勤本身是做传媒的,在微博上的宣传力度比较大。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微博的活跃率在下降。前期的一份报告显示微博已经下降了30%的比例。后期的一部分传播途径,我觉得纯粹靠微博有点行不通,但是现在王想走高校这条路。据我了解,我参加的浙江分会是没有专职人员的。它有一个所谓的领导,志愿者,所谓的带领大家做一些事情,然后他自己也是做传媒的。后期的话,逐渐有些活动,比如说会发邮件「落实什么什么活动」(笑)让我看了以后觉得作为公益组织太官僚了。可能在管理上缺少真正专业的人在里面组织。我想听听你关于这方面的看法,如果志愿者是纯兼职的话,有没有可能做得更好一些?

安猪:其实大爱清尘在中国有全职的团队。

任成:对,在北京有。

安猪:大概多少人?

任成:一个组的全职不到 20 个人

安猪:20 个肯定是志愿者呀,你说的是全职吗?

任成:应该不算,应该是很少吧。

王浩:我叫王浩,来自兰州大学,我们社团叫文化行者,一直致力于保护西北少数文化民俗。我去年暑假去张掖裕固族自治县,组织当地的小朋友参加合唱团,唱裕固族歌曲。但是我觉得从效果上看,有很多家长虽然是裕固族人,普遍中青年人都认为裕固族语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不实用。因为实际生活中和外界打交道都是用汉语。而且裕固语是很特别的语言,文字很少,分为东西裕固语。我们做完整个过程,还是挺成功的,小孩儿也很愿意唱。但我们就在想,少数民族语言到底有没有保护的价值?成年人有他们的意见,虽然国家也有国家级传承艺人,但是语言本来就是交流的工具,如果大家都自然而然的不想使用这种语言,到底还有没有意义去保护这种语言呢?是不是应该让它自然消亡?很多的家长把小孩送进来,更多是把合唱团当做托儿所,也愿意让我们把安排好的课后 1 小时的课后辅导时间延长。我们之所以安排课后辅导,当然是以唱歌和教裕固语为主,是为了让课程丰富一点才会安排课程辅导之类的。

安猪: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民族文化保护,包括民俗工艺保护都会碰到的问题。单纯靠保护它本身,其实更大的要改变的是,是强势群体而不是弱势群体。

王浩:但是,对于语言这个东西来说,如何成为强势群体呢?

安猪:我没有答案(笑),但我给你一个思路是这样的,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整个社会主流意识认为这个文化没价值了,它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你只能把它记录下来,变成一个标本,实际上是没有实际生活意义的,所有的语言节日都记录下来,但没有人在用没有人在讲,就没有任何意义。这只是简单的一个想法。其实今天请大家来,我不希望我是一个老师,教大家什么,自己的问题拿出来,每个人都要思考。不是说你提出来,安猪回答,他提出来,安猪回答。如果这样的话没必要见面,发电子邮件就好了。如果见面的话,大家一定要坐下来,一起去贡献。

余意:我问题比较多。

安猪:最好每人只选一个问题,这是做事的方法,任何时候你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不要想着同时解决三个。

王浩:开始吧,我就一个问题。关于少数民族的(语言问题),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应该去保护呢?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一种沟通的工具,如果我们大家都更愿意用另一种方式,假如你我都用裕固语交流,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人更多的人更愿意用汉语,或者英语(交流),我们要跟他们沟通,是他们适应我们,还是我们适应他们?当然这是双方力量决定的,如果你经济发达,我能赚你的钱,我适应你肯定用汉语。谁更先进,谁更文明,当然这个措词可能有些错误,但是表达的意思是,谁更强势,谁就能占主导,弱势必然要顺应强势。

余意:你的意思就是说,应该顺其自然的发展,不要有太多外部力量的介入。

王浩:是不是当大多数人都逐渐自我选择使用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那原来的语言,就让它自然消失更好呢?

余意:理论上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比如说裕固语,他们那个地区,你做调查百分之多少人愿意坚持使用裕固语?还是有一部分人既愿意使用裕固语,又能够学习汉语,两者都能兼得的话,就不存在谁替代谁的问题。

安猪:而且语言也是可以逐渐演进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就以汉语为例,一百年前的汉语和现在可能非常的不一样。再古老一点可能就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但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抛弃了汉语吧。如果我们回到三百年前,某个学究可能会认为我们已经抛弃了。

王铮:有可能这种语言是一种民族身份的象征,比如说,少数民族特有的语言消失的时候,它的身份认同感就会变得很微薄了。现在很多少数民族都是被同化,但是有些少数民族自己也有意识,我们当时去羌族的时候,羌族也是一个挺容易被汉化的民族,所以他们现在又很多人,包括一些小孩子,他们都不怎么会说羌语。就像你(王浩)说的,他们会觉得我们平常都是用汉语而不是用羌语沟通。但是羌族有些学校已经开始开设那种班级,教你使用藏语、羌语这样的语言,来告诉你这是我们民族的语言,你应该去学习。哪怕是很简单的语言,你也至少要知道。所以还是,重点是有些人自己有意识,这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

王浩:但是有这个意识,就是说,实际有用我才去使用这个语言吧。你看这些小孩儿,在课堂上学习一些(民族)日常会话生活用语,但实际中真的会使用吗?或者说过几年,比如他们上了大学,去外地读书,或者去外地工作,他们在课堂上学习的没有什么作用。

郭芸:你的意思是说,你所在的民族的当地人民都认为这个语言不重要吗?

王浩:裕固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青年人都不再使用了,只有很老很老的人才会说一点裕固语。

郭芸:我知道一个台湾原住民歌手,用自己原住民的语言唱部落原始的歌曲,然后录成专辑,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听。他说他们部落的首长,从小就和他们强调「本」,就算你用汉语和别人交流,和大家学习一样的东西,但是你没有自己的文明……

王浩:你刚才说到原住民,但是你不觉得有很多人去听,其实我可能不懂得这个意思,是否大多数人只是怀有一种猎奇的心态?可能买他专辑的人不会花什么心思去了解他的语言,只是觉得附庸风雅,是一种猎奇好奇的心态。

余意:这不影响啊,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不管怎样都使得群体把语言保存下来。比如我们去参观一个东西,不一定我对这个东西很了解,但我无形中用我去看它这样一个行为而使它能够继续生存下来。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好像在不停地变化,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值得保护还是不值得保护?还有关于同化,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同化,都应该是中立的过程。

安猪:同化不一定就是坏事。

余意:对,而且从历史角度说,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也一直说游牧民族和汉族有很多交往。可能是少数民族自己从内心里接受了汉文明。你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分为两个部分,如果没有语言环境的话,身份认同和民族特性会慢慢减弱,最后可能会趋于同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一定要介入很大的力量阻止这宗潮流?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不一定是公平的。我们一开始就用身份把这个少数民族标签化了,如果不看标签的话,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和所有普通公民是一样的。

安猪:对,你不能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就必须得爱国。

王铮:不好用阻止来形容吧,其实我也希望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汉族文化共存啊。

余意:对,我觉得不是替代的问题,最好就是多元共存的状态。

任成:语言是一种思维方式,可能接受外来文化多了之后,在他的语言上就有外显的过程。比如说我已经不这么思考了,但是我以前的语言还是这么思考的模式,可能我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之后,我原本语言的外显不再适合现在语言的外显过程,可能会改用别的语言外显,提高效率。

余意:是自主的选择,没有强迫。

安猪:就像我们现在的语言,甚至是英语一样。

邱意醇:就像正体字和简体字,有的人说港台的经济比内地发达,所以要像港台那边学习他们的表达。像赶潮流一样。

安猪: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大家不写字,很多字让你写你是不会写的,至少我是这样。我大部分是在电脑前打字。

廖秀娟:我觉得你提问题的时候,你并不是在问那个语言有没有必要,有没有价值去保护它。而是你已经预设了一个价值,你要去保护它,你要通过什么样的措施去保护它?因为我是广西的,我们那里有和你这个很类似的问题。广西壮族是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有一些自治县会讲壮语。他们原来是没有文字的,突然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们发明了壮字,还开设了壮语学校。但实际上现在广西方言很多,也没有用到,基本上是以普通话为主,虽然已经有保护措施,开设学校免费让大家去学习方言,但是实际上别人会去学习这种东西吗?他们还是给予自己的价值判断,我用不上,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学习这种东西呢。

王铮:所以说是为保护而保护是么?

廖秀娟:对。其实是一个很自然发展的过程,就算你想要人为的改变它,但是实际上它发展的趋势还是没有在改变,还是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在行动。

安猪:我觉得这是要非常小心的,要进入一个群体的时候,价值判断是要十分小心的。你不是生活在他们当中的,你的判断可能是你个人的喜好。你会认为这个民族文化很有意义或者你很喜欢甚至你可能有一段什么样的经历,一段时间在里面发生。我们不能代替他们去做价值判断。做这样一个粉丝去传播它,这是你能做的,去支持里面的一些人,社区里的人,他要去保护,融合,同化也好,只要他是正当的,你认可的,你可以去支持。但千万不要,我认为你们应该保护起来,我筹划1000万把你们圈起来,像动物园一样。

廖秀娟:你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的想法。

安猪:我们抓紧点时间,因为还有这么多同学。

王铮:就目前很多支教的活动,还有很多保护性活动,很多都是短期的,尤其是大学生只能利用暑假寒假这种短期时间,长了也长不过一两个月,但是这么短期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去当地支教。有很多网上的人在批评,你走马观花,流水性质,怎么能对当地影响持久化?我想问的就是,虽然是短期的公益活动,如何把它持久化?有一个持久的影响。就像TECC,做了教师支教,时间也是很短,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去一个地方做老师的培训,时间不长,可能很难把那么多的知识交给老师,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网络,在网上办了一个在线课堂。这样即使他们回去之后,被培训的老师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他们在网上进行沟通。所以我就在想,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把影响长期化?而不是说我去了就走了,没了。

任成:在线课堂,在支教的地方能解决上网问题吗?

王铮:所以我说这个方法不见得都通用,可能那个地方还算比较好,有电脑,那如果没有电脑该怎么办呢?

安猪:先澄清一下你的问题啊,想找到一个乡村教育的持久模式?是这样吗?

王铮:对,持久影响。不是说你短期的,去了以后就没有了。

安猪:那主要是针对哪一群参与者呢?大学生吗?

王铮:嗯,主要是大学生。

安猪:为大学生找到一个持久的参与方法。

廖秀娟: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学生去支教每一批去的人都不同,很难做到持续性的过程,这也是我刚才说到支教没什么意义的判断的基础。

邱意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去支教,比如你们去孤儿院之类的,你感觉去的时候带给他们很大的温暖,你马上要离开了,会不会产生一种心理落差。不知道这样对被支教的孩子真的好吗?

王铮:就是短期的大学生支教能否对当地产生长期持续的正面影响?

廖秀娟:我在想,就是能不能每次去绑定地带一个学生,然后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和他联系,关注他的成长。

余意:我觉得在我支教的过程中,你只要对哪一个学生特别关注的话,所有的学生都可能会涌向你这里。

廖秀娟:不是你对某个学生特别关注,而是志愿者一对一的支教。

余意:对,那样很不好,那你就完全把一个小孩分配给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志愿者带了,那到底适不适合分配到的志愿者呢?你应该让他自己选择。其实这样不好,我觉得不应该一对一。

廖秀娟:我觉得你说的是选择的问题,你可以让他们在支教结束后让他们自愿选择。

余意:我觉得最好还是面对一个整个的群体,而不是个人。

廖秀娟:哦,你是说建立一个群,然后不断的群对群的沟通。

余意:对,小孩想跟谁沟通就跟谁沟通。刚才那个问题,我觉得在我支教的过程中,去的那几天可能稍微把他的思维调整过来,然后他再上一段时间的学,又被当地的老师又拧回去了,每次都是拧来拧去。隔三差五的总有志愿者来,学生就会不知道怎么处理志愿者跟你说的那一套和老师跟你说的那一套的关系。有的人可能就是比较决绝,我遇到一个学生就是自从听到立人一些大学生跟他说的东西后就变得十分叛逆了,他的成绩也直线下滑。然后这样的话,他们的家长可能就会认为你们是来捣乱的。因为按照老师的那种说法做,成绩可能会好。但你现在被我们那一套东西感染了,你可能就那个了。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讲的真的很不科学,有的是自己不理解的东西,就直接跟他说。而且我们专门挖墙脚的,他们认为,老师说高考很重要,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然后我们一去就把这个给浇灭了。大学不过如此。其实他就很难处理老师所说和我们所说的关系了。

任成:有的活动本来就不应该强调有持久性。比如有的教案就设计成短期的,它更适合短期,不是说我们把适合长期的东西放到短期去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考虑持久性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适合短期的东西方在短期内教就很合适。比如说,有人支教就是专门支教体育类、健身类,那这个课程了结了,可能就没有了。

安猪:我们要跳出问题本身,有没有什么预设在问题里我们没有意识到的?

余意:支教的志愿者离开后是否持久性就会断了?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生,我们去一两天,是一颗小种子,我们走后,这颗种子不一定就坏了,还是在学生的内心中,会对他们产生影响。说不定以后他们遇到了合适的环境,这颗种子就会长大了。

安猪:如果把人生观作为最终目的的话,可能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见面了。按你这种想法,我见你一次,怎么能改变你呢?但你作为学习者会这么想吗?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不一定要持久,不同人有不同的度,你在你这个度上合适就行。只要力所能及,助人自助。我一开始没想太多,也是做志愿者,如果我一开始就想自己能不能改变全国的教育,可能永远都不会去做实事。

廖秀娟:我们是不是太集中于时间与空间的持续性方面了?应该转换到内容的持续性方面。比如说,你要是去教一些科普类的知识,自然需要长期的教学互动,学生才能掌握。但是,如果去交思维方式,让他自己学会思考,助人自助。在他以后遇到困难时,他就知道如何处理。我想这才是持久性的解决方案,短暂教学,长期影响。

安猪:这种内容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廖雪娟:当你在教学时,你会带入自己的价值判断,应然的判断,而不是实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发现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会很容易产生叛逆心理,对他的成长是很有害的,而你的价值判断很容易滋生他的叛逆心理。

安猪:因为我们是这样被教育出来的,所以可能无意识的已经习惯了无意识的灌输。我有一个实习生很有意思,他看到我们在做的事情,反对,说「不行,我们要给学生民主教育、讲公民素质、要他们一定要做到……」我说,拜托,你讲这个的时候的神情,就像新闻联播里的人。

余意:有时候你在去之前就已经预设了价值判断,先进和落后。

安猪:大到打孩子,小到不洗手。你都觉得是落后的。

余意:对,所以我一定要教会你先进的东西。

安猪:没有考虑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也许因为当地缺水,所以很少洗手。大孩子是传统文化,还算轻的。

王铮:这么说,我突然想起当时做文化保护项目时,正好赶上当地采花椒,很多原来报名参加我们课程的孩子被拉去充当劳动力。我们特别生气,还希望校长能帮助我们把那些孩子拉回来。当时想,文化保护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被采花椒取代。

安猪: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思维模式。

余意:曾出现过来支教的志愿者与当地老师产生冲突的例子。那群志愿者其实带有殖民者的色彩,认为要先进改变落后。

安猪:很多时候,做公益都会带有着道德上的傲慢。我们要不断地反思我们自己的原则和立场。

余意:当你出现这种倾向时,你的团队应该能帮你矫正。

安猪:我觉得应该是文化和制度,一方面我们应该有反思的共识,另一方面应该有制度保障。

余意:有的 NGO 为了讲究效率,决策者会很强势。如果领导人是全知全能,那是非常好的。但万一遇人不淑,又没有制度保障,团队就慢慢走向分裂了。如果很民主的话,又会没有效率,而且在组织上浪费自己的精力。

安猪:你们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吧。

郭芸:对,大家的能力没有充分发挥。

廖秀娟:沟通的问题。此外,怀着非常美好的愿望从事公益,但真正接触后会有很大落差,NGO在自我管理的过程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沟通决策方式?

安猪:现在是什么样的决策方式?

廖秀娟:我可以说一下立大吗?我两年前开始接触立人,内部有一些矛盾的。英强有些强势,有些义工怀有很强的民主的愿望,但是中国这种环境下,需要的是果断的高效率的决策者,要如何去协调这样的矛盾?

余意:我参加了两次立人乡村图书馆,我认为在短期组建起的团队内需要用文化来团结学员。

安猪:其实这是非常困难的,在中国的环境下,特别是对于小团队来说。有理想是一个很高风险的事,因为理想是很大很虚的,但是每个人都是各怀鬼胎的,每个人对于实现理想都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做机构最关键的是(录音有纰漏)要知道我如何实现理想,要有很清楚的思路。

廖秀娟:你再给你的组织机构定位的时候,需要民主的听取大家的意见还是个人决定?

安猪:民主讨论,但是一人拍板。这是必须的。

余意:立大有矛盾,形势比现状发展的更快。

廖秀娟:做公益很多时候就是想到就去做了,过程中才会慢慢的去完善。

余意:所以是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

安猪:我做得越多,我越小心。

邱意醇:我想问关于商业化的问题。有些NGO不愿意被商业化,但是可能资金问题不能长期发展,但是商业化又可能导致腐败。

安猪:你不能说商业化就是坏的。

廖秀娟:如果说从纯价值角度去考虑你的效率就比较低下,商业化作为一种提高效率获取资金的手段。钱太多,自然会有腐败,没什么东西的话就没什可以分。商业化不一定会腐败。

余意:社会企业用商业的手段实现公益的目的,用商业化的手段扩大公益的覆盖面。不是所有的NGO都会走上社会企业这条路。我想到俞敏洪说的「资本求快,教育求稳」这句话。如果立人真的走上社会企业的道路,我估计也会有枷锁的存在。

安猪:有些具体的例子吗?

廖秀娟:我觉得要区分营利组织的慈善行为和社会企业的定位。社会企业的目的不是商业化,重点在运营模式。

安猪:说一些具体的例子吧,不要太抽象。

邱意醇:上次在浙大艾萨克听过邓飞关于免费午餐的讲座。比如一个企业捐助10万认购一个小学的午餐,很多人在质疑 10 万的分配问题。邓飞提出在食堂安装摄像头,来监控,保证不会出现腐败。

安猪:变味了,为了透明公开。

余意:本来想做监督,动机在伦理上是有问题的。凭什么我能监督你吃饭?而且这里没有交易啊,没有社会企业的模式,没有实际的购买。

邱意醇:他们也做周边产品出售,比如公益午餐的杯子。

安猪:对,这算一个,但是要看这占总比例的多少,可能很少很少。社会企业的核心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我现在很少提社会企业商业化这个概念。

王铮:NGO 的资金来源有哪些渠道?

安猪:好几个,第一个是公众筹款,第二个是创收,发展产品和政府购买。太多猫腻。政府购买提供了一种公益方向。那他怎么给你呢?讲权利的,讲公民素养的,我还会把我原来街道的小单位让他们独立出来,这是很开放的,就看你有没有本事申请到。看你自身的能力,和不可替代的专利能力。但是现在 NGO 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核心技术。

余意:我还没有搞清楚,多背一公斤是什么样的运营方式?有一部分在网上,盒子的部分呢?

安猪:盒子不是购买的,企业去做盒子,我们设计,他们运营,我们要收费的。对于个体,我们是采取开源的策略。

王铮:现在参与者一部分是个体,一部分是团体,会不会和你们联系?

安猪:团体不组织活动,有一些团体如果想持续性的开展活动,如果想用多背一公斤的品牌,那我们就给他们授权。这里没有金字塔式的结构。参加多背一公斤活动的团体都是平等共存的,没有管辖的关系,包括我们与他们之间,只是授权的关系。

余意:只是做其中一个环节,而不是一条龙全做。

安猪:对,我为什么要管,多累呀对不对?

廖秀娟:管理需要很多成本。

安猪:任何人,任何团队都是独立的,只要他们接受共同的规范,达成契约,我们就可以达成一个关系。不存在定点支援学校。

任成:组织成立后,如何扩散让一般的人对它有了解?有没有需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安猪:没有,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开心的。

任成:一个 NGO 的发展过程,影响力扩大,参与者变多,但是不会成为资源者。

安猪:很多人需要归属感,所以才会说我是某个组织的志愿者。我认为这个不重要,人还是独立的。做公益为什么要背道德包袱?

王铮:所以更重要的是理念的传播。

安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任成:那你第一次实践肯定还是希望得到正面回应吧?

安猪:当然啦,我当然希望别人喜欢我做的东西。

任成:那你们通过怎样的方式传播?

安猪:我们不会特地去传播,觉得好的用户会帮你传播的。

余意:但我觉得你这个口碑营销手段有点落后,太慢了。

安猪:我为什么要快呢?

余意:如果你传播的够快,你的受益群体就更多。

安猪:我不认为你必须用我的东西,被道德绑架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我经历过被盗的绑架。传播,影响度都是很虚妄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学会反思,其中有很多不好明说的东西。

余意:虽然参与同一个 NGO, 但每个人的动机都不一样,用心怀鬼胎来形容很恰当。

任成:我们大一暑假骑行到西藏,有一个人就是给自己 CV 增添色彩,更好申请美国大学而参加这个活动。目的性很明确,就感觉不到风光了。

余意: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即使一开始是目的性的,但是真正参与进去,你就会被影响。

廖秀娟:还有一个问题,有些组织有别的目的,把 NGO 当做手段,我们如何分辨呢?

安猪:你怕进错了 NGO?

廖秀娟:很多人对 NGO 怀有很向往的态度,但如果进错了 NGO 的话,会做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

安猪:你先要 Google, 要先了解做的事,团队矛盾,领导人。然后你要去团队内部去看,看工作环境氛围。

余意: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年轻人之前接触了很多 NGO 理念,愿意把这个当做职业来做,这是很合适的。但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太多的社会阅历,如果过早的把 NGO 作为职业方向,合适吗?

安猪:不是特别推荐,因为现在中国的 NGO 还是很初级的,生存条件也不太好,规范也不够。作为大学生,进入 NGO, 学不到太多技能。绝大部分 NGO, 很少超过十年的时间,是不稳定的。

安猪:作为创始人,没有把组织带到一定阶段就离开是不负责任的。企业有个性有特点是好事,如果创始人把组织制度化后就离开,这个组织很可能就会很平庸。就像你交朋友一样,你肯定愿意交一个性格鲜明的朋友,就算有点怪癖,而不是交一个道德完美却没有个性的朋友。很多人对 NGO 的期待就是这样,希望你很乖,不要犯错,是很无聊。

廖秀娟:那你对红十字会有什么看法?

安猪:不了解,它死了更好,我又不是郭美美。

郭芸:那我再问一个具体一点的问题,大概九年前,有开发商愿意承包一块地,因为一些原因,拖了九年,现在地价涨了很多。有资金缺口,作为大学生,是不是有可能,我们的行动和热情真正推动政府做决策?

安猪:要回到你自己的立场,要有空间,你要做出声音。广州有个公益组织叫拜客行动,做出了声音。做活动要充分的运用传媒。

余意:NGO 的财务要做的透明,社会企业,介于商业企业和公益组织,对财务也要做交代吗?

安猪:其实从法律上说只要对资金来源做交代就可以。大部分要公开透明的,如果是收费服务或者定向捐款,这个是没义务公开的。比如对行政费用是有限制的,百分之十的费用是养不活团队的,在规定改变之前,只能自己调整。

王铮:一公斤团队内的志愿者是怎么来的?

安猪:留个全职,一个兼职,都是直接应聘来的。但真的,作为一个用人单位的负责人,我可以很负责的说,我们真的不在乎你们履历上所谓的社会实践。

余意:现在大学生就业很困难,你是否认为应该先掌握一些技术再来就业?

安猪:尽量做自己喜欢的事,如果在大学里自己主导去做一些事,肯定是不一样的。

郭芸:我本来打算,接触社会创新这方面的编访,让受访学生熟悉这些形式让他们发起议题。

安猪:你先想能不能真正满足他们的需求,不要先想怎么做,要先感觉。主流大学生你会发现他们很沉闷。你们算是异类了。

郭芸:我们就是因为看到这样的现状。

安猪:可以用一些更简单的方式,读书会,看 TED 分享之类,先让他去感觉。

廖秀娟:不需要太多人的参与,只要有一个十几人的团队,每次规律性的活动,自然而然会有人来围观,参与进来。

余意:我想到 706 青年空间,一开始也是核心的几个人,但是现在吸引了一批批的新人。不断的更新换代。其实也是一个平台,提供设备,组织活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被吸引过来。你(郭芸)刚才讲的问题也可能和大学生数量不够多有关,活动不能被撑起来。

任成:我那次在武汉参加读书会,也有很多工作了的人在参加。

余意:工作的人也可以给大学生提供现实意义的指导,帮助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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