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思历程 周濂

Posted by 周濂 on July 10, 2012

我出生在浙西南的一个县城下面的国防工厂。不知在座的各位同学对「国防工厂」有一个怎样的印象。当年我们「备战备荒」,毛主席恐吓说可能要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在很多村庄、祖国的大好河山偏僻的角落里,盖了好多工厂,对外宣称是卖化肥的,但对内已经成为造炸药、子弹的军工厂。

这些工厂都分布在很偏僻的地方,工人来自天南海北,所以我从小到大不是说地方话的,而是普通话,这也让我可能永远有一种异乡人的感觉,就是在任何地方都感觉自己不属于那里,尤其在浙江。在浙江一带,就是过条河、隔一个村方言就不同了。我小学五年级时从国防工厂子弟小学转到县城的小学,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是个「异人」。我虽然不说方言,但普通话也不标准,经常被北方人嘲笑,尤其在北京,「人民」的「人」、「冷热」的「热」发音不准。

我一直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属于任何地方的漂泊感。

说回到读书,我们当时读书环境差,图书馆书少,家里更少,初中时,我和哥哥到各处去淘书,一次我们骑车去县城,沿路进书店淘书。在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一个比较偏偏的的书店里找到《唐宋诗词赏析》、老舍的书,我当时欣喜若狂。

初中前,读书都来自一些流行的的文学刊物,《收获》、《十月》、《当代》、《小说月刊》,再往后又看了《绿化树》。如果你们现在有考古癖好的话,可以找《绿化树》来看看,我觉得写得不错。对我思想、文化冲击最大的作品是1988年前后的《丑陋的中国人》,对我是一次剧烈的撞击。古语说「百姓日用而不知」,你生活在这个传统当中,对很多东西都不知。我高一读完它,奋笔疾书,写演讲稿,过了几天我们班有演讲比赛,就去演讲抨击中国人的陋行,掌声一片。

有一个同学阅读量和我差不多,和我交流时说,听起来怎么那么熟悉呢?

1988年底,有了纪录片《河觞》,今天看来是比较粗俗的,以合法的方式褒、贬黄色人种。当时觉得传奇,和我爸爸一起看,讨论其中的观念,觉得无论外在的大事大物还是内在的环境,有一种造物的感觉,隐隐约约地改变在发生。

很快到了1989,从胡耀邦去世到事件结束,这两个月的光景,我们作为深处偏远山区的高中生,接收的信息不完整,对整个过程很困惑。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玩微博,比如最近的什邡事件、钱云会事件、上海大火、7·23动车事故,依然是面对这样的场景:信息量不够,信息间矛盾,很难从中做出清晰冷静的判断。我曾接触过不少的人,信息不够、政府高压时,他们选择一种犬儒的方式。

我的一个硕士生,他2001年前后经常看《南方周末》,但看后感觉心情很晦暗,开始怀疑是否是事实真相,感觉《南方周末》在以偏盖全,这种想法越加强烈,最后就选择放弃阅读《南方周末》,并且去看官媒报道。这是个极端的例子。

还有一位学生,他很赞同秦晖的观点,也曾想考秦晖的研究生,也应该是比较偏自由主义,但现在不再看《南方周末》,因为觉得《南方周末》给他带来负面信息,给他一种社会很难改变的感觉,看后只是徒增烦念,现在一心只读「圣贤书」。其实他只是主动「装睡」了。

从这两位同学身上,我想起20多年前自己的经历,发现过去20年,基本的言论自由这方面依然固步自封,整个舆论环境在倒退,甚至有人说回到了「文革」时期。那么我想说的一个道理是:在信息受限的时候,不应该选择「鸵鸟」方式,而是去寻找更多信息。在座很多「亲自由派」,与此同时我想警醒大家,自由派或者《南方周末》,一定只是揭露了真相的部分,不要把《南方周末》当作真相的全部。这不是贬损。从所谓的知识论角度看,因为每个人对信息的选取有偏见,观察事件有偏见、侧重,所以一个开放的心灵是要去找足信息,并且用科学、理性方法比较、排查、筛选信息,这样才能形成自己对事件的认识、判断。

我1991年参加高考,所谓的加引号的「事件」表面平静了,但余波未平。

当时有个政策就是,1989到1992这四年,北大、复旦新生必须军训一年,想彻底「改造基因」。1991年我军训时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成功的,因为我们无法接收到外界信息,每天猪狗一样的训练。1992年夏天我回到北大,当时环境依然紧张,班主任、校领导、老师反复灌输一个观念:围观即参与。《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说过:围观改变中国,围观就是力量。对比这两个,表面一正一反,但背后是对「围观」同样的认识。

除此,我进北大第二个教训是无法组织老乡会,就比如在座的你们6个来自杭州的同学,你们不能组织老乡会,只可以组织党支部。组织老乡会就是非法集会,党支部是唯一合法的组织。这告诉我们结社自由的重要性,我曾经说过言论自由重要,但今天改变中国,结社自由更重要,是一种基本自由。

我认为结社自由有两种功能:伦理学意义上,简单说就是,我们如何幸福美好生活,每个人不是独立的,要和有共同理想、有亲缘关系的人结成一种纽带关系,才能获得心灵上的宁静;更重要的是政权意义上,可形成各种利益团体,和不受约束的权力抗争,保证政治团体稳定,否则在座的各位都是原子化的个体。

我觉得当下中国是一个超级庞大的不受约束的权力,面对无数被打散的个体,每个人没有紧密关联的关系。这也是他们的成功,从1949年到今天,他们已经很好地把国家和个体之间的「中间层」彻底破坏。所以我认为结社自由在改变中国方面远比言论自由更重要。

1992年我进北大时政治觉悟不高,积极参与「姓社姓资」的讨论,对共产主义充满幻想,读《共产党宣言》,读《1844年经济学手稿》。当时我们比较有热情,每周六办读书会,至今还有笔记。1994年我逐渐摆脱高中党化教育对我的影响,读《理想国》,读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印象最深的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这要从我选择哲学系说起,我当年报哲学系其实挺幼稚,因为想把自己人生过得明白些;第二是觉得自己最终要从事文学,哲学会帮助我更好地「装B式」地写作。但进入哲学系之前,我只读过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的两本书,但未读完,然后懵懵懂懂进入哲学系。记得报到时,一下火车被装上中巴车,同学互相问什么系的,考了多少分。有个上海的问我是什么系的,我说是哲学系的,他问我听说过冯友兰吗?我当时还想冯友兰是女的吗?上海同学瞥了我一眼,再没搭理我,对我造成惨痛的创伤,当天晚上写日记,立志学好哲学。

进哲学系开始很懵懂,老师讲的完全不懂,比如「万物本源是水」、「存在」、「本质」、「表象」等概念。你会觉得这些和哲学没有关系,有种不能得其门而入的感觉。一二年后才觉得这些不再是硬邦邦的,慢慢软化了。就比如有人买了玉,一直带在身上,洗澡、睡觉都挂在身上,慢慢就有了人的气息、温度,变得柔软。所以进入抽象概念时,需要非常漫长的过程,需要一种很奇特的酝酿,才有会心会意的认识。这种说法我是借用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他说如果「超级概念」有意义,会像桌子、矿泉水瓶一样被拉回原来粗糙的地方,而不是像现在科学家以一种奇怪的感觉认识它,我们一定会找到日常的表述、用法。

这是我思想是最大的转折点。

年轻时会喜欢使用拗口的概念,但很早我就意识到,除非理解的概念,否则不要去使用。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使我实现了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在书中讨论一些概念时,卢梭给了我们一种非常好的角度,能一猛子扎到概念中去。不知道你们是否也会有这种感觉,很多时候,在学习过程中感觉自己就像不会潜水的人一样,浮在知识表面,无法潜入深处。卢梭这种书可以帮助我起码潜入5米深的地方。

1994年我发表过一篇《关于儒家文化现代化》的文章,当时参加了北大哲学系「爱智杯」比赛,拿了一等奖,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后来又把这篇文章捅到台湾的《哲学与文化》杂志,也被刊发,拿了100美元的稿费,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这是我在学术上的第一篇文章。

1994年又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当时比较喜欢郑智化的《水手》,我那篇文章就是抨击郑智化的《星星点灯》,因为我觉得之前的他是个真正洞彻人生意义的歌手,《水手》之后的他是个向大众市场投降的媚俗的人。所以当时写了一篇《永远的化哥》,寄到广州《黄金时代》杂志,也拿了稿费,那篇2600字,稿费千字百元,260块钱。

这两篇文章似乎有种寓意,一方面自己喜欢做学术,另一面自己有公共发言的心。发表这两篇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路标式的纪念。

我后来参加北大的校刊,遇到我谈了六年的女友。北大校刊特别好,就像参加立人大学,不仅见到有思想的老师,还有有趣的同学,或者谈一场恋爱,我听说去年立人大学就发生过。我觉得校刊的经历是非常好的,现在回想起来心中依然很温暖。

有两个场景我至今很难忘记。一个是大概在12月24日,在准备元旦贺刊,那天是我的生日,一帮同学背着我买了花、蛋糕,送到我们校刊编辑那里,当时已经晚上9点多。然后副主编给我们念了一首诗,他是经历过89的人,受过牵连,郁郁不得志,现在已经很好,是北大出版社的总编。当时在北大校刊负责第四版,集结了一帮愤世嫉俗的志士,在那里发牢骚。我记不太清那首诗具体的行文,大概意思是,有一群人要去西藏,去寻找他们的理想,其中有四个字他用非常颤抖的、充满爆发力的浑厚的嗓子念出来,当时听了以后浑身发抖,现在念出来你们可能觉得奇怪:「向西!向西!」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西方有天堂。

另外一个场景是,12月31日,在未名湖,晚上我们拿着蜡烛凌晨时在未名湖行走。去年立大时熊培云在上课时被停电,大家点亮蜡烛上课。昨天看到照片,同学眼睛发着绿光,智慧的眼光,下面有句评语说:「立大在某些时候超过了北大。」我在想年轻时需要有这些美好的记忆。无论是跟你的朋友、老师,还是跟你自己。

这是立大第二届了,它以一种出乎意表的方式开始,我希望以非常精彩的方式结尾。过去两三天无论是谭威还是小树,在各种压力面前,我从你们身上都看到一种自信、生机,在各种压力面前,立大虽然在名义上没有了,但实际是存在的,会给你们带来美好印象、好的榜样。

1996年是我又一个思想转折点,当时遇到赵汀阳老师、陈嘉映老师。赵汀阳出版了《论可能的生活》,他很年轻,35岁左右。那本书充满了思想、勇敢。

我觉得是天才之作,不同于传统写作论文方式,而是直接去面对问题本身,这是一个思想者需要的素质。在座的毕业时都要写论文,我要提醒大家,无论写怎样的论文,不要当成是一个任务,要反复问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是否吸引自己,要解决怎样的问题,哪里打动了我。赵汀阳的一系列书都很好地展现出一个敏锐的思想家在遇到问题时那种鲜活的、敏锐的直觉。陈嘉映同样有这种天赋,但更重要的是他对概念的本质的分析、把握很深刻,这也是思想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我今天来的路上去买份报纸,我本来以为今天是周二,我是个体育迷,所以每周一或周三都会买体育类的报刊。路过报刊时发现放了份《体育周报》,我就问今天是不是周三,大妈说是啊,我说放假了,生活有点晕乎。我话还没说完,大妈就说我对时间没什么概念。忽然我就想,为什么她会自然地接着说那句话?很多人对事件、时间没有什么概念。我现在问大家,什么是「概念」?

「概念」的功能是什么?

同学:可能是意识。

周濂:有可能。你觉得呢?你的定义是什么?你分析它的功能是什么?

同学:具象的东西抽象化。

周濂:抽象化会有什么功能·

同学:已经有事物性质,可以用概念代替。

同学:对事物具体的描述。

同学:把事物加以区别。

非常好,综合这位女同学的观点,我们对这「概念」一词有了清晰的把握。

概述《范畴篇》(亚里士多德),「范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概念」,列举了十大范畴,比如整体、时间、地点等。有什么功能呢?我们想象一个场景:有一个人正在审判席上,所有人在围观,与此同时在指控,说他是谁,做了什么,有怎样的性格,是谁的孩子,是谁的父亲。

「范畴」在古希腊的意思就是公开指控。这种公开指控达成的效益是:其一,就像那位女生说的,比如这个人是黄种人,这个人是不正义的,这个人是前火箭队的,这个人身高2.26米,我们说这么多,其实是对这个人做了很多的区分,他从一个混沌的状态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我们可以把他同其他人做出非常清晰的区分;其二,通过全方位的指控,我们最终形成了对这个人最完整意义上的理解。「概念」所具有的意义就是意识区分。

我个人觉得,我们在认知世界认知自我时,必然会用到各种概念。但对于非哲学家来说,「概念」始终是在first word意义上,就是刚才几位男生说的,做具体描述,比如说「这个水瓶是透明的,很硬,是圆柱体」;「这个人很帅气、有思想」,「这两个人很幸福」,「这个国家很正义」。诸如此类,我们都在用「概念」描述具体事物。

哲学家要做的工作是在second word(第二阶),在追问反思「概念」的本意是什么。比如说「某某是不正义的」,那么是在什么意义上说是「不正义」的。

在这里大家都发现,一阶在使用概念描述,二阶反思概念本身。那么我觉得每一位大学生,你们作为未来潜在的高级知识分子,你们都应该学会二阶思考模式,只有在二阶的层面上区分了「勇敢、正义、智慧」各个概念差异,才可能返回到一阶,对事物本身做清晰的理解分析。对我来说,陈嘉映和赵汀阳用非常好的方式展现了如何去反思「概念」。

到目前为止,我个人的政治面目依然不是很清晰,那时对政治问题抱有鄙夷态度,因为我觉得自己作为哲学系的学生,应该活在悬崖上面,那才是真正的人类智慧的巅峰,所以我当时觉得像洛克这种东西都太形象。

到1999年,我硕士毕业,当时发生了前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我在北大7年没有参加过游行,老天「眷顾」,在即将毕业时我抓住这次机会去游行。

这次游行不是学生自发,是被校方、政府用隐晦的方式组织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在第三天,对于官方来说,他们的政治效果达到了,准备收手,但学生依然热血沸腾,所以晚上我们很多学生决定走出北大南门,到大使馆抗议。校方在校门口拦住我们,说游行可以,在校内。所以当时我们只好在未名湖旁绕了两圈,无奈草草收兵。

三天游行给我一种不好印象,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所谓的异乡人,个人主义情绪很重,对集体性事件、任何集体行为保持一种怀疑态度,本能地质疑它的合法合理。

第一天游行感觉到很尴尬,因为身边的人群雄激昂,自己有时受到感染,热泪盈眶,喊口号,挥舞拳头,自己做出这种动作时,会起鸡皮疙瘩,会觉得有表演性;第二天这种感觉慢慢淡化;第三天已经很好融入其中,这种「集体无意识」对个人的裹挟很强大,好在第三天我们游行被彻底叫停了。

我深层质疑「广场政治」的意义,也许我作为不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对这种广场政治意义都有一种天然的阴影,因为我觉得背后隐含的逻辑是违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当个体被裹挟到政治意义中,被更高的意志吞噬,人的独立性、反思性抵抗不住那种无意识的压制。 到今天我这种想法也是根深蒂固的,包括写这本《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我想说的是,我希望每个人通过自我教育、反思、阅读,最终决定自己、自我崛起,而不是说像我们立大请了这么多的老师,作为先行者,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向你们灌输你们应该怎么做。我希望在座的每个人通过阅读、反思,最终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选择自己要去的方向和道路,这是每一个人的学习。

当然,背后是很强的个人主义。

1999年到2002年是我的一个彷徨期,我硕士毕业了,但没有选择读北大博士。当时北大哲学系主任是我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他非常错误地认为很了解我,给我指定了硕士毕业论文题目,然后跟我说,希望我接着读博士,继续做某某研究,因为国内没有人研究。我当时觉得暗无天日,因为我虽然对此有过兴趣,但远没有到让我有如此强的冲动和欲望去做的地步,因为它当时距离我的问题意识很远。所以,我觉得如果未来三年我继续再做这么一个自己毫无兴趣的事,那是对我人生的巨大伤害。所以我在博士入学考试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我觉得自己挺怂的,给导师打电话说,赵老师不好意思,我决定不考博士了。他非常地生气,说考题中我都出了一道某某的问题。当然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但我还是毕业了,毕业后找了份工作。

因为自己从小喜欢舞文弄墨,对自己未来的设计是当一名记者,所以为了圆儿时的梦,去了一家报社。这张报纸其实是特别有影响的,但它很不幸,当时挂靠在中国农业部,所以它的名字很土,叫《中国合作新报》,「合作」很容易想到合作社。报纸老板很牛,70多岁,叫丁旺,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办过《中华工商时报》,今天在媒体界呼风唤雨的胡舒立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

所以当时他对这份报纸抱有非常大的期望,他希望办成北方的《南方周末》。

我记得在1999年年初去应聘,他们就问我有什么样的选题,我就说有一二三这样的选题。他当时就拍板说行。又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需要北京户口,他说没问题,让我第二天去上班。然后《中国合作新报》创刊号、头版、第四版都是我写的,所以当时有能在这里大施拳脚的感觉。我特别向往能去一线采访各种各样的新闻,事实上,我也曾经采访过一些新闻,包括中国人民大学MBA班揭秘,因为当时MBA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但是整个行业的规范非常有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坑蒙拐骗。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MBA的内幕,采访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MBA毕业的学生。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报道,结果接到来自人大的校方电话,问:「你是那个记者吗?为什么要写那篇文章。」我当时就怂了,说我不是那个记者。(同学笑)没想到几年之后我成了人大的老师,真是冤有头债有主。

很可惜一年之后这个报纸就黄了,我又参加另外一个杂志,《牛顿科学世界》,它其实是一个和外媒合作的杂志,做非常高端的东西,在全球有十几个版本——法文版、意大利文版等。当时我的月薪是6000块钱,现在差不多也是,所以十年以后我没什么进步。在《牛顿科学世界》大概干了2年时间,但我始终「身在曹营心在汉」。

我在2001年开始申请,2002年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到了那,我的个人立场开始慢慢清晰起来。虽然之前也有参加网上各种讨论,比如「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讨论,这在九十年代末期国内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很大的关注。但是我自己比较明晰的理论立场还没有浮现出来。

直到2002年,我找到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

虽然听起来很宏大,但其实是跟我平常切身的一个问题感实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因为从1978年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很大进步,很多官方发言试图灌输给人民这样一种说法,因为改善了人民的经济,所以具有合法性。

我对该说法本能地保留一定的怀疑,但我不知道从何种角度去表达。这困惑持续了七八年,直到我在香港讲到美国著名学者约翰·西蒙斯的文章《证成性与正当性》,它给我打开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让我找到一个框架去分析中国当下的现实,然后我就写成将近20万字的博士论文。

我在第一章最后一句话写:「本文的潜在分析对象是中国现实,但从始至终从理论的层面探讨理论和概念的问题。」现在这句话已经找不到了。

在我博士论文答辩时,一位我非常尊敬的老师,慈继伟,他写过一本书《正义的两面》,他建议我删掉这句话,他说对中国现实有反思的人都能从中读出你的用意,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我接受了这个建议。

我想说的是,当你在创作一篇论文或是小文章,不要去写应景式作文,要追问自己,我的问题在哪?我能否找到属于自己的角度去切入?陈嘉映有一篇很好的文章——《从感觉开始》,这也是我过去十几年创作过程中一直秉承的一个观点,问自己,对这些问题概念有感觉吗?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写《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一步步被理论逼成自由主义者,在此之前,我觉得自己是社群主义者,我更认同家庭、共同体对于人生、社会的意义,但是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其次才是伦理上的社群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再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这个排序的过程,政治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是群体性的存在,我们首先要解决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的问题,而自由主义是解决该问题最好的框架。

在《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中,有一篇文章,《政治哲学家与政治现实》,最后有一句话:「据说,一个人在三十岁之前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没有良心的,到了三十岁之后仍旧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则是没有头脑的。我认为这个判断过于简单。事实上,这个时代对于思想者的要求会更多,它要求我们不要做没有头脑的愤青,不要做浅薄的自由主义者,不要做没有心肝的保守主义者,不要做替既得利益说话的国家主义者,不要做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要做一个理想高蹈的空想主义者。在设定了如此之多的禁区之后,最后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要每一个思想者细细斟酌。」

我觉得,现实就是这么复杂残酷,问题纠结。我觉得在面对当下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国家时,不可能用一种理论去通盘全面地解释中国的现实,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思想者要具有鸟瞰的能力和姿态。圆明园的黄花镇有迷宫性质,很多人在里面迷失。我比很多人走得快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我个子高,我很多时候探过围墙作弊,要成为思想者要具有这种作弊的能力,你能站在思想的高墙,鸟瞰每种理论的优势和局限,就会对自我和世界理解更清晰更通透。

在香港那三年,我开始以一种极其严谨的学术化方式生存。虽然之前我在北大读过很多书,晚上跟同学在小酒馆里谈思想,但那时候是思而不学,但在香港达到了学思平衡的状态。《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是对我专业学术的交待,不具亲和力的方式写书,有精细的概念分析和严谨的学术论证,我曾经一度认为,这是我未来的方向,作专业的学者,采用一种把大众拒之千里之外的方式写作。

2007年在上海的一次会议给我很大震撼,我拿的是第六章做报告,我自己对于该章非常自得,我觉得我处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看到了很多当下没有被看到的问题。但是那次会议给我很大打击,除了慈继伟一如既往支持我、认为我工作很漂亮,其它与会学者都不理解我的书,认为我做得太专业。我开始反思自己写作的策略,是否中国人的心智结构不适合思想传播?进一步在想,如果思想传播必须借助于文字,而文字的亲和力直接影响接受程度,那我是不是应该转换风格?

2008年以后,我开始有意识软化写作,增加煽情,用更加平和朴实甚至谄媚(虽然我不愿意用这词)去传播自己的观念和思想。

我个人认为,这是比较有效的途径,如果你发表在社会科学这种顶级学术刊物上,只有200个人看到,且190个人不同意,相反假如你发表在《南方周末》、《财经》上,可能会有五万人看到,虽然其中有四万人不同意,但其中的一万人的认可也达到了传播的目的。

我觉得,从2007到今天,我一直是用「一手硬,一手软」来设计自我。「一手硬」即要专业扎实,这是你立身之本。「一手软」,闻一多说过,虽然你是学者坐在书桌前,但始终不忘打开窗子,去关注现实。我觉得这是「公知」的双重使命。我自觉这两方面工作做得不够好,尤其是在公共参与方面。中国有太多问题,而哲学家天然地与此贴得很近。

我觉得公共知识分子被体制收了,做得很少。

所以我经常跟朋友说,中国的未来在于年青人。我们今天要争夺的不是学院中你说服彼此,而是你能否在讲台上或媒体上吸引更多年青人。用我书中一句话:「你们不是问题的一部分,而有可能是问题的解决者,虽然我们有解决问题的冲动,可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红旗的下一代,因为我们在人生经历中有太多观念,我们在不断自我清洗,有些人彻底,有些人不彻底。

某种意义上,我们毕竟是体制内一部分。虽然抱有不和坏体制合作的心态,但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沿着体制的逻辑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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